我在火车站小学上到三年级，那时候还小，心智不成熟，凡事也不会记太多，也不会计较什么。即便自己有流口水的毛病，也可以与同学融洽相处。
可随着年级的推移，全班同学也只有我还在流口水。此事我并没有太在意，同学也没有说我什么，我就天真的以为，大家和我一样，没有什么不同。
我记得大概是在我二年级时，老师对我们调座位，我被安排与一个男同学做同桌。所有人都安排好了，而他却不乐意，他举手对老师说，他要换座位，他不要与我做同桌。老师问他为什么，他站起身来说：“她那么大人了，还流口水，太恶心了，我不愿意与她做同桌，我要换。”他当时的话，大概是这么说的，其它的我不太记得，但那句恶心我始终记得。他说那话时，我就站在他的旁边，没有一点反应，好似与我无关。而且那时的我，是真的不太在意这些，心里还傲气的很，他不愿意与我做同桌，我还不愿意和他座呢。
而那件事情最后是怎么解决的，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。只记得因为那件事情，班主任为我开了一个班会，告诉大家，每个人都会流口水的，我只是稍稍有些明显，是因为我小时候头部受伤导致的，慢慢会好的。大家不应该因此而对我特别看待，当时的班会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
具体我记的也不是很清楚，不过有一个画面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老师手中拿着一张白纸，站在讲台上，大声的对着那张白纸说话。“每个人都是有口水的，我来做个实验。像我这样的说话，过一会就会在这张纸上看到我的口水，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。”果不其然，那张纸上出现了唾沫星子，还挺多。老师拿着那张纸，给同学们看。“看到了吧，我没骗你们，你们也是一样的，不信你们也可以试一试。”
老师的班会，多少还是奏效的，对我友好的同学，对我依然很友好。嫌弃我的同学，也不会再说什么。
那时年幼无知，并没有在意什么，也没有影响我与同学的正常相处。虽然有些同学对我不友好，但多数对我很好的。也不会有童年时的那种孤独感，只要有小朋友在，陪我玩，我就很开心。那个年纪，对生活要求很低，对朋友，只要能玩在一起，就是最好的。
我的那个与我同岁的远房表哥，叶哥哥，他与我同级不同班。我记的特别清楚，他家院内，有一颗桑葚树。每年春天，我都会去他家里摘好多好多带回家。特别享受那个摘桑葚的过程，有时候他在树上摘，我举着盒子接；要不我再树上摘，他在一旁接。一边摘一边吃，手与嘴总是弄得黑乎乎的，但那时的桑葚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桑葚。
因为他家远，上学后我就很少过去。春天时，如果我没有时间去摘，叶哥哥就会自己与父母摘。用小盒盒装上那么满满几盒子，叶哥哥上学会带到学校来，到我班里来找我，把他带来的都给我，让我带回家吃。我记得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特别开心，紧紧抱在自己怀里。同学看到都特别羡慕，可我就是不打开，不给他们看，更不会给他们吃。我那时就知道，如果打开给同学看了，肯定就没了，拿不回家，那样爸妈姐姐就吃不到了。
晚上回到家，我就递给姐姐一盒，她一盒，我一盒，一边写作业一边吃。姐姐吃的快，但我绝对不会让她吃我这一盒。年幼的我，特别倡导公平，或许这就是家中老二的特点，提倡“人道主义”。就像周树人（鲁迅的弟弟）一样，人道主义在年幼的心中，早早就开始滋生。
那时候我家是两间平房，我与姐姐床对床，中间靠墙放着一个小方桌，桌面上一个台灯，我们两人一起用着，每晚我们就坐在床边写作业。
三年级时，我在班上，有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。徐同学与马同学，我们总是玩在一起，只要一下课，我们就会一起出班门，手牵着手去操场上玩。我记得，那时的我们，最喜欢玩操场上的双杠。身材矮小的我们，只要伸手能够到那个双杠，就能一跃而起，轻松的翻到上面去。三个人个人排排而坐，在双杠上摆弄各种花样，“翻跟头”，“荡秋千”，光上个双杠，我们能有十几种办法，十几个花样。
每次一下课，我们三个就会急急忙忙往操场上跑，生怕双杠被人抢了。但是被抢也是难免的，我们会选择其他健身器材去玩，或者玩一旁土堆，沙坑。偶尔我也会抢到秋千，每次抢到，就好像发现宝藏一样快乐。直到上课铃响起，我们才急急忙忙往班上跑，从来不会早进班门一步。
即使到了周末，也舍不得分开，我们偶尔也会约着一起去玩。相约去她们家里，邀请她们来我家里。我记得，马同学是少数民族，我们每次在她家玩，都不方便吃饭，一到饭点，我们就各回各家。徐同学家里，是在街上开门店的，好似是个维修店铺。每次与家人上街，我总会进去，与徐同学打招呼。也因此，我的爸爸与她爸爸认识了，成了朋友。家里有什么电器坏了，老爸保证会送到她家店里去。
有时与父母聊天时，说起小时候火车站的同学，爸爸都会问我，“你还记得，火车站的那个徐同学吗？那时候你小，估摸都不记得了。”我会不假思索的立马回答，“我当然记得，永远都不会忘记。她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，还有一个你不记得的马同学。”
那时候的友情，就是那么简单，那么纯粹，那么宁人怀念。而那种快乐，就维持了一年多左右，三年级毕业，我转学了。因为化肥厂要倒闭了，那块地皮也面临拆迁，我家搬走了，在县城买了房子。而从此我与她们两个就断了联系，再也没有见过。而那纯粹的感情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有时候我也会想，如果再见面，我们该如何相处，该说些什么，聊些什么。但仔细一想，还是不见的好。“或许就应了那句，“相见，不如怀念！”
三年级是带红领巾的年级，大多数都会入少先队员。而那天，老师在班上读入少先队员的名单时，不知怎么没有出读我的名字。我郁闷了一天，一回到家里就哭了。妈妈问我为什么哭，我特别委屈，“班里同学大多都入少先队员了，没有我，我又不是什么坏同学，为啥呢？”妈妈安慰我，说没什么大不了，不用在意。
不知是妈妈的安慰奏效了，还是我性子使然，哭了一鼻子，就再不管了。那天开大会，高年级的同学，为低年级的我们，在台子上，系红领巾。我打小体弱，从来不跑早操，还经常流鼻血。那天也是，在外面晒了一会，我就开始流鼻血。就和老师请假回班里去了。临走时老师不让我走，说等会上台呢。我说，和我没关系，名单里没有我的名字。老师问我确定吗？我说我很确定，那天老师没有我念的名字。
老师听我这么说，就让我走了。我刚刚回到班里，简单收拾了一下不流了，就独自在教室乘凉，没有出去。独自坐在桌面上，看着透过窗户，看着远处的台子，一批学生上去，另一批又下来，而这，与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没过多久，一同学就急忙忙跑来找我，说有我的名字，让我赶快去台子上去。我一听，就往操场上跑。一路跑过去，不跑不要紧，一跑又流鼻血了。我就站在台子上，人群的最边上，仰着头，手中还没有纸巾。不一会，高年级的同学们就过来了，为我们系红领巾。而我因为行动不便，都没有领红领巾。当时为我系红领巾的，是个小哥哥，他看到我的时候，估计都无语了，怎么还在流鼻血。无奈的他，帮我去领了一个红领巾给我系上。
当天晚上回到家，系红领巾回去的，脸上带着笑容，一切不愉快都烟消云散。妈妈看到就笑我，“不是说没有你么，怎么带着红领巾回来了。老师是一时忘记读你的名字了，看你那认真的样。”我听妈妈说，我就笑了，告诉妈妈，我今天丢人啦，别给我系红领巾时，我在流鼻血呢。每次想起那个画面，我都觉得特别好笑，有点同情那个小哥哥。
对于火车站小学的同学，我如今还记得名字的，除了同一个厂子的小伙伴们，就是徐同学与马同学。还有一个，就是那个不愿意与我做同桌的三石男同学。有时候我也会想，为什么我还会记得他，而且记的那么清楚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我从小都不觉得自己与别的小孩没有什么不同。他是第一个让我发现，体会到现实的人。因为他的嫌弃，让我潜意识里明白，“原来我与其他小朋友，是不一样的。”他当着众人面，说的那句“恶心”，那个画面，我至今记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