粮食种植是关乎国本的大事，想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根本不可能。李振新觉得自已是没这个本事的，可吴贞疏、方以智却眼巴巴的让他想办法。
“这事肯定没有完美的办法，靠官服出台鼓励政策，也就是应付一时之需，到最后还是会变成没啥用的政策，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。就像两宋和本朝推行的各种盐政和茶法一样，变来变变去，依然是积重难返，百姓和朝廷最终还是会反受其累。”
“总裁你的意思是，咱们就什么都不做吗？这怕是会出问题！”
“什么都不做也不可能，朝廷这边的大臣自已都急着受不了这事。再说突然爆发出粮食危机，咱们也应付不了。这样吧，国政院专门成立一个粮食安全委员会，每年专门研究今后三五年的粮食政策。制定政策得时候，有两个原则，一不出台强制性的政策要以引导为主，第二不出台永久性的政策最多五年为期。比如今后几年，可以加大粮食公司的收购量，让农户的多余的粮食尽可能的能变现，粮价能释当的上涨，让种粮人有利可图。还有在比较合适大量种粮的地区，成立官方农场，专门种粮食，参与种植的农户不是自耕农，而是工人。除漠北、漠西地区以外，三年内新开的土地，只能种植粮食作物，方能享受免税政策。种植非粮食作物，当年就要收税。你们看这样可行不？”
“暂时来说，倒是可行。可若是不制定长久性政策，会不会让百姓觉得朝廷朝令夕改，无所适从？”
“所以说这些政策要以引导为主，不出台影响根本的强制性措施。即使农户对目前的政策不是太满意，可也不会影响他们根本利益意，只不过新增的部分预期收益会有影响。”
“那就这么办吧，治国之道，确实很难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”
吴贞毓这个感慨，说到了点了上了。长久以来，作为执政者，总是想制定一个永远管用的政策方案。结果就是适得其反，一些当时很管用的办法，过几年后反而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祸政。
社会发展是动态的，所以必须要用动态的
因势利导才是国家能长治久安的正途，不能像以前的大明一样，啥都要追求个一劳永逸。比如朱元璋同志，其实他开始的时候，制定的很多政策是符合当时社会形势的。可随着时代得变化，那些政策就有点适应不了现实情况了。后来的人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可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做调整的成本越来越大，谁也付不起这个风险，承担不了这个责任。
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王朝，每次政治变革都困难重重？几乎跟少有成功的例了？根本原因，还是所有的政策制定者刚开始的出发点，都是本着万世不变的原则来思考问题。政策变动和调整的周期都太长，因此而形成了固态思维和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群体。所以说，要让人适应变化，适应调整，阻力才会在潜移默化中被消解。
上中学的时候，历史课本上有一个章节讲的的唐朝府兵制向幕兵制的转变。穿越到大明以后，李振新才重新回想起这个事，发现中国的很多朝代都经历过这个变化过程，大明的卫所兵与后来的营兵，不就和唐朝的情况差不离？自已后世经历的时代，兵制变革也有类似的趋势，说白了不就是义务兵和军人职业化之间的变化吗？每当想起这事，李振新心里就惊醒自已，千万别觉得世上有绝对正确的政策，一定要结合现实情况来思考问题，要用变化的心态来对待问题。
农业和兵制是最影响国政的大事，千万不能瞎搞。这也是为什么，国政院的人过来问他政策的时候，他没有照搬后世的思维，给出解决方案的原因。
要是借鉴后世的思维，其实这事的应对办法很多，比如划定基本粮食保护区、推行粮食补贴政策、对经济作物和粮食实行不同的税政。可这些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下的问题，保护农户的利益吗？李振新自已心里真不确定，所以只能给一个折中的方式。
让粮
从本质上来说，李振新还是希望市场自已来进行调整，自已寻找出最佳的经济作物与粮食种植之间的平衡，这样不管是粮农还是棉农，都能实现自已利益的最大化。可是他又怕过分的放纵市场，会付出太大得代价，作为执政者他承担不起这个风险。
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，不当这个破总裁不知道为政之难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李总裁发现自已居然有了患得患失，瞻前顾后的毛病，而且这个毛病越来越严重。他现在居然开始怀疑目前现行的这些政策，是否是正确的，会不会隐藏着巨大的风险。比如教育普及化，比如鼓励工商的政策，比如现行的兵制，以及现行的行政制度。按道理来说这些都是基本符合自已所认知的社会发展规律，可是自已的认知是否真的正确哪？
管他哪，现在已经开工没有回头箭了，只能继续往前走。大不了就是出现问题，再解决问题呗。总不能因为患得患失，而裹足不前吧。说白了自已的这种心态，是条件变好后害怕失去而产生的焦虑症，是心理懦弱的表现。